调回中央，可是这一待就是九年，完全看不到重回中央的希望,所以他的心里有了一些变化,而这个变化最多还是对主席的不满，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

如果说五八年时，刘帅、叶帅是军队内部斗争的眼中钉，那么现下曾席圣就是林标和高冈的眼中钉,林标要拉拢高冈，让他成为自己的助力,那么就需要高冈回到中央来工作，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可是晓平被下放到地方以后，这个位置高冈并没能拿到手,却被曾席圣给—步登天了,这哪里能够接受。

曾席圣接手了晓平的工作,任职中央秘书长、副总理,负责全国交通和农村经济战线的工作，已然位高权重,不过他在安徽工作多年,省内的工业、农业、经济发展都干得有声有色，又与方叶交流甚多，所以思想是相当开明的,自接手工作以来,做得相当的不错。

他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人钉上了，至少在出事以前,他完全没有意识到有人要搞他,只到一九六一年四月的一场会议开始。

这场会议是八届九中会议的延续,主要讨论今后农村经济工作的重心,这是一次级别并不高的会议,主席和刘主席都没有参加，主持会议的人是总理,而在会议上，曾席圣谈了他在安徽工作期间的一些工作经验，认为公社化不能搞教条，而是要结合地方实际情况来执行。

这本是一句‘持公’之论,结合了国家反教条主义的大环境,然后也正是这么一句话，却一下子捅了马蜂窝，他的言论很快就被人给举报了,说他在会上公开反对‘公社化’，更是将其早年支持‘单干’的旧事重新翻出来,说他是隐藏在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

到了这里，曾席圣依旧没有认为这是多大的事，他只是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做了自我检讨，表示自己在前一天的会议上讲的一些话，确实不够严谨,于是重新组织了语言，并且就那些话进行了解释。

方叶跟他说过，不要再提‘单干’，至于其中的原因也说得分明,所以曾席圣早就不提‘单干’的事了，而到了中央之后，他就更不再提这些，反而是支持起了公社化,不过有心算无心，或者说人的思想一旦形成,必然会在一些观点上表达‘出头’。

于是曾席圣这一次真的出头了，一场普通的工作会议,很快演变成了‘批斗’会，一些马仔上场展开了对他的猛烈批判，对于这陡然的转变，总理刚开始还在调和,但是见站出来的人越来越多，总理也感到这事不同寻常了。

“你是得罪谁了吗?”一天的会议结束,总理留下了曾席圣问道。

“我真的不知道啊，自来中央后，我一直做自己的工作，紧紧跟随中央的方针。”此时的曾席圣心里无比的忐忑，来势汹汹的批判，一切都毫无预兆的发生了,根本不给他任何思考和反应的时间,所以他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得罪了谁。

他在中央的时间并没有多长,不过一年而已,但是工作确实做得不错，思想也不教条，工作很有方法，给总理减少了许多工作压力，所以总理才提醒他道:“你好好想—想。”

曾席圣想了半天,还是想不出来,他摇头道:“我真的不知道得罪了谁。总理您知道,我到中央才多久，而且一直从事交通和农村工作,不涉及中央核心的权力和事务，与其他同志相处,也没出什么矛盾,实在是想不出来。”

总理见他这个样子，心底不由得暗暗叹了口气:“你心里要多一份警惕,哪些人要针对你,想不出来，就从这些人背后的关系上去想。”

总理觉得自己提醒得已经够清楚了，他也不能说太多，毕竟总理这个身份十分的尴尬，就像明朝的皇权与内阁权之争一样，内阁权势过大，肯定是不能接受的,但若内阁不能进行政府管理,那国家的政策调整、应对什么的又会出问题。

为什么国家经常出现各种乱七八糟,朝令夕改的命令?原因便是内阁权力过弱，一旦内阁首辅直接躺平，一点存在感都没有，那么就等于皇权对地方治理一手管控了，但皇帝毕竟是一个人，一个大脑,他不可能将所有问题全部考虑全面，所以国家统筹上就会出现问题。

皇帝需要一个弱势的内阁，但内阁又不能—点权力没有，因为名义上需要它来统筹国家运作,但内阁又不能直接做出决策,它没有这个权力，那地方大员自然难得鸟他,跟他汇报不如直接跟皇帝汇报，不仅能争取得好感，而且还能稳定自己的权力。

因此,这就形成了皇帝、内阁、地方大员，三方制衡的关系，这在政治上是有效的,稳定了权力架构，但是政府治理上，就无法做到通畅、高效了。

内阁觉得有利,应当实行，但是地方大员觉得不妥，就不会听从命令，或者阳奉阴违,可是内阁却对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内阁想整人,根本整不到,因为吏部虽然挂在内阁之下，但其实是皇帝直管的,地方大员要是参内阁首辅一本，那首辅还得陷进去。

所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作为全国的大管家,总理表面统筹一切，包括中央计划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中组部和地方行政事务,但实际上，总理早明白自己不能真的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