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国家各方面专业智囊团队，对一切现实问题的分析与总结，并且提出相关的解决方案以供领袖集体进行决策，但是专权之下，这种情形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是这样，赫鲁晓夫也就搞不出‘玉米’这种事了。

他大凡问一下农业专家,或者让农业专家提供一份专业性的建议,都不可能出现这种荒堂的举动，但是现实就是这样，他只是到美国看了一趟,看到美国的玉米做成的饮料，养殖了大量的畜牲,他觉得美国能行，苏联也能做,完全出于个人判断，而不是来自于系统团队的专业建设性建议。

一个人的思想精力、学识范围终归是有限的,全知全能这种人，纵观人类历史，除了神外，这种人类根本不存在。

在中国,像主席这样拥有着非凡战略能力的大师,他还不停的在读书,看各种经济学著作和科学家的专业研究论文，以提高自己的见识和决策能力,而赫鲁晓夫根本就没有这样做，决策多数时出于个人好恶,这也是主席说他不读书,是个小学生的原因。

当然,赫鲁晓夫确实存在问题,他个人的一些见识也同样造成了其对国家的重大影响，但更多的还是俄罗斯这个民族的思维决定的,一种始终存在的毫无理由的不安全感,加上强大的实力，使得这个民族长久以来，都带着极强的侵略性和贪婪性。

这个民族的目光，常常都只放在自身的身上，以自我为中心，对自己有利的就做,没利的就坚决不做,而且做事情时，从来不顾及旁人的眼光,也极少顾及别人的利益,这是一种民族共生的思维定式。

这种思维定式，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再到后来的勃烈日涅夫以及苏联灭亡前的几任国家元首,都是如出一辙,从来没有多少改变。

就以斯大林时期为例,作为领袖的斯大林，其具备很强的国际格局,但是这种国际格局，也仅仅是为了苏联服务，而苏联之外的各国在其心中皆是奴仆，他总是表面上表达革命理念与共同信仰，但干的事,从来都只为苏联自身服务。

这种自我为中心的做事方式,到了如今的赫鲁晓夫时代，依旧在为苏联带来着极大的利益,比如中苏两国交恶之后,整个社会阵营大部分倒向苏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也正是这种做法，使得苏联以为这种方式就是—种最好的方式，是苏联获得最大利益的方式。

赫鲁晓夫搞‘三和外交’同样出于这种思维,他为了缓和与美国的关系，甚至告诫中国,不要对台湾有想法，要保持当前的这种局面,毫不顾及台湾是中国核心主权利益,如果换在东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这种小国，大概率也只能接受了，但是中国不同。

整个苏联对于中国的理由,还处在大清时代的状态,他们看不到中国历史上曾经的辉煌,也不认为中国的哲学具有什么价值,所以苏联虽然与中国友好,但是其实苏联对中国的理解和了解还没有美国多。

美国作为一个年轻的国家，它从一个殖民者成长为世界一霸，自然也有着自己独特的一面，而这其中的一面，就是美国在现下这个时代,依旧是一个非常擅于学习的国家，美国国内拥有着大量的汉学家,对中国过往的历史、政治、经济都有非常深的了解。

而也正是因为这种了解,所以美国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倘若历史能够假设的话,台湾被我们提前解放了，那么美国大概率不会继续与中国这样直接对抗,而会采取别的方式，甚至可能会出现中苏交恶后,为了对抗苏联,而拉拢中国，历史也证实了美国人的做法。

与苏联相比，美国同时还是一个有着很高战略思维的国家，同样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英国人在这一点上就不如美国，而美国作为一个如此年轻的国家,它的这些战略思维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来源于它们长久以来对欧洲和亚洲各国哲学的深入学习从而形成的。

苏联不一样,苏联的国内也有汉学家,但是数量远远不如美国,苏联本与中国相邻，又是友好同盟国家，两国来往极其密切,按道理来说,他们应当对中国人的思维模式非常了解才对。

可现实却恰恰相反，当苏联提出联合舰队,受到中国强烈反对时，赫鲁晓夫甚至无法理解,中国人为什么反映如此激烈，来到中国受到中方领袖的激烈言辞之后，他没有任何反思的心态反而怀恨在心，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斯拉夫人的性格特征。——以自我为中心，思维呈直线型、简单且粗暴。

方叶看到自己的文章在‘王岩专栏’发表以后,便也没有再理会国内的反映。最近这段时间,华昌都在搞接待工作,上海市委派出的参观团来到了华昌,接着辽宁省也派了人过来，不过这些工作都由杨永福这位书记负责，除了必要时，方叶一般不出面,倒也让他落了个清闲。

不过，他也不是无事可干，自从月初晓平书记来到华昌与他商谈庆州地区实行‘一般市场经济’的话题之后，他就接到了晓平书记的委托,希望能够为省委提供一份，庆州地区推行一般市场经济的规划建议。

为此方叶不得不前往庆州地委和地区各县进行实地调查，主要是了解地方经济发展及各方面的